聯考分發到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系,1981年從金門外島退伍返台,迄1984年間先後在暖流、台灣文藝等批判性強烈的文化誌任職。同時嘗試以自己獨特的史觀寫作台灣作家的評介,兼及台灣文學問題的省思、剖析。
1984成為採訪內政、監察新聞的政治記者。一生的志業還是擺在中輟的文藝批評上。就是這一念開始整理舊作及接洽出版事宜。本書的出版、再出版是再出發的一種宣告。在整理就緒未及出版「巫永福評論奬」的評論委員即以實質的奬賞鼓勵,深感責任重大。
就讀大學時在台中與小說家洪醒夫、王世勛、宋澤萊等認識和交往,逐漸轉向小說評論的試寫,受到文壇前輩鍾肇政的鼓勵而奠下信心,專心發展。大三時以一年時間苦讀中國文學批評史、西洋文學史兩部大書,兼向社會科學、大類科學領域尋求滋潤。
1977年夏末發生「鄉土文學論戰」,而後我1979年底作家王拓、王清矗因涉政治事件而入獄。這些看似無關的事年產生相當程度的啓蒙作用。因而對文學問題更多體會。
後來認識大部分台灣精英作家,從他們言談的親炙及有心的搜讀有關台灣史料,對台灣文學的歷史和未來發展有更切膚的認識。也嘗試建構一些承先啓後的理念。收集本書的篇章都是環繞這個理念而展開的嘗試之作。
本文摘自《台灣小說與小說家》p323~326 後記
附註:高天生(1951~. )生於台灣苗栗。成長於戰後台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,親歷 1970 年代台灣本土意識崛起與鄉土文學論戰的思潮脈動。是台灣戰後本土文學評論界的重要人物,深耕於鄉土文學評論與文學史梳理。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