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5二林事件(蔗農事件)

「二林事件」又稱「二林蔗農事件」，是彰化北斗郡下的二林等四庄的蔗農，反抗日警與「日本製糖株式會社」長期欺壓所爆發的一場衝突事件。引爆點是收割甘蔗未會同蔗農，違反當時與蔗農的和議。它喚醒了台灣農民的階級意識，也促成了後續全台蔗農的大團結。

「第一憨，替人選舉做運動；第二憨，種甘蔗給會社磅」。蔗農受到糖廠與殖民政府的雙重剝削。日治時期，總督府實施「原料採取區域制度」與「共同秤量制度」。蔗農被強制只能將甘蔗賣給當地的「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沙鹿工廠」。因此甘蔗的收購價格完全由糖廠在收購後才單方面決定；另外秤量不公開。甘蔗的重量全由糖廠人員秤重，蔗農不得參與，經常發生偷斤減兩的弊端。

二林事件從談判到流血衝突。1925年6月，在蔗農領袖李應章醫師、劉崧甫、詹奕侯等人的推動下，正式成立「二林蔗農組合」，提出提高收購價格、改進秤量制度、要求糖廠公布收購標準等訴求。與台灣製糖會社進行談判，並邀請「台灣文化協會」的蔡培火、賴和等人前來助陣演講。然而，糖廠態度強硬，全面拒絕蔗農的要求。

終於在1925年10月22日爆發衝突。當天廠方強行僱工採收甘蔗，不滿的蔗農前往阻止與前來護航的日本警察發生激烈肢體衝突。憤怒的農民奪下日本警察的配劍，史稱「二林甘蔗事件」或「二林事件」。事件發生後，日本當局進行全台大搜捕，逮捕了李應章等上百名蔗農與文協幹部。1927年判決確定，李應章等二十多人被判處有期徒刑。賴和曾前往助講，也寫下他第一首白話詩作《覺悟下的犠牲-寄二林事件戰友》。

二林事件雖然以失敗收場，但它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：其一、催生「台灣農民組合」。1926年，在簡吉等人的奔走下，結合全台各地的農民運動，正式成立了「台灣農民組合」，成為日治時期最具戰鬥力的左翼社會運動團體。

其二、引進國際法律援助：此案審判時，引起日本本土知識份子的重視。日本「勞動農民黨」特別派遣麻生久、布施辰治等進步律師跨海來台，義務為台灣農民辯護，開創了台日社會運動跨海結盟的先例。

最後導致「文化協會」的分裂：內部對運動路線產生分歧，文協後來朝向左翼傾斜，間接促成文協在1927年正式分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