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一, 10月 01, 2018

4.3 文化研究語境中的翻譯研究-王寧

翻譯包括兩方面,其一,把一種語言為載體的內容轉換為另一種語言形式的狹義字面翻譯;其二,把一種語言為載體的文化內涵,轉換為另一種文化形式的廣義字面翻譯。目前看來從文化角度入手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翻譯很少見。本文就從這個角度切入。

首先中國不存在翻譯研究(translation study),祗拘於翻譯批評(translation criticism)和翻譯技巧的評論(translation review)。幸好最近有所改觀,因此才會有「翻譯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研認會」開始在中國舉行。藉此機會找到超越語言障礙的「文化研究」,可以突破以往「語言囚籠」(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- 詹姆遜語)的束縛。

不過,文學是一種形式,而文化研究更關心通俗文化、並涉及當代文化;也因此翻譯必然牽涉文化問題和表述上的困境。特別是代表高雅文化的中國古典文學,翻譯成果很難達到「信、達、雅」的原則。在《紅樓夢》、《桃花源記》等古典文學名著翻譯過程及結果,所出現的接受度與成敗,不難理解。

除了嚴復的「信達雅三難原則」,大環境中,又有西方與東方文化之別。當「歐洲中心主義」思維模式在我們學術研究中占主導地位時,注意力會放在大量引進外國文化上,試圖犧牲固有民族文化特徵來迎合西方學術界的單向度接軌。實際上,有志之士開始關注「東方學-東方文化」的價值與精深內涵。惟有東、西雙方透過平等對話才能拼出另一個火花,產生另一個新境界。

更何況近期「機器翻譯」迅速發展,對翻譯工作者形成了另一種挑戰。以往,翻譯長期以來的邊緣性、和形式屬性,翻譯研究實際上介於社會學科、自然學科和人文學科之間的一間邊緣學科。跨學科和邊緣性也導致翻譯研究的不確定性和無所不包之特性。也因此「文化翻譯」的重要性、時代性及責任性,更遠勝於狹義逐字「字面翻譯」;前者除了語言認知,還必須要有「文化素養」。

附註-本文為《比較文學與當代文化批評》書中第四篇第三章


廷伸閱讀
#

沒有留言:

對話-伊斯蘭與寛容的未來

改革伊斯蘭教己漸漸成為廿一世紀政治意識形態最重要的議題。本書對話坦誠、睿智且富有感情,尤其在涉及的思想與道德議題有最佳闡述。 這本書載錄 美國新無神論者 山姆 - 哈里斯 (Sam Harris) ,以及前 伊斯蘭極端份子 德 - 納瓦茲 M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