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0年「台灣新文學」發軔之際，的確受到中國「五四文學革命」的影響。張我軍等台灣新文學鬥士首先引進文學革命的精神，主張台灣新文學必須採用北京官話為準的白話文去創作。實際上1918年五月魯迅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出現在「新青年」才邁入創作實踐階段。1921年在「晨報」副刊連載的「阿Q正傳」是決定性的勝利。文學革命從此走向康莊大道。
1925台灣文學熱中於新舊文學論爭的時候，《台灣民報》轉載許多中國、外國作家作品。包含魯迅的《鴨的悲劇》《故鄉》《狂人日記》等。由此推測包括知識份子和一般台灣民眾有許多人看過魯迅的作品。其中台灣新文學作家惟一見過魯迅的是張我軍。他送給魯迅的四本「台灣民報」，目前還珍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。
1930年代新文學作家黃石輝和郭秋生等人開始提倡「台灣話文」和「鄉土文學」，主張為了本土需要中國白話必須改為台灣話文去寫作，以便跟廣泛的民眾打成一片。此外也強調台灣新文必須走向寫實之路描寫「台灣事物」為主。這使得向來「台灣新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」等說法逐漸趨於解體。
1936年年11月5日刊行由楊逵和葉陶女士編的《新台灣文學》，突然出現兩篇引起台灣文壇注目的文章。其中「卷頭言」由王詩琅所寫的《悼魯迅》、另一篇是黃得時所寫的長文《大文豪魯迅去世》。卷頭言說「不久前失去高爾基(Ma Ksim Gorikii)而悲痛猶新的我們，現時又接到魯迅因宿疴心臟喘息病於十月十九日辭世......」
總之，猶如蘇聯的高爾基，談中國文學先舉到的必然是魯迅無疑。如果沒有他的創作實績，胡適文學革命聲音等於沒有果實的空殼子。
1991.9.2 《自由時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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