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口調查、地圖、博物館，這三種發明於十九世紀中葉前，形態與功能卻在殖民地區進入機械再生產時代後，也隨之變化的權利制度。一起形塑殖民政府想像其領地的方式：統治中的人類性質、領地的地理、殖民地政府的家世正當性。班安德森選擇東南亞作為論述的焦點。
首先談人口調查。社會學家Charles Hirschman研究海峽殖民地和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地人口調查專家、馬來西亞聯邦工作者們的精神面貌。得到兩個結論其一：越到殖民後期，人口調查中所採取的分類方式明顯地以種族為重要的劃分方式，宗教認同範疇則漸漸消失(ex.印度教、回教的分類)。其二：大的種族範疇（馬來人、華人、印度人、「其他」）在獨立後被保留下來，甚至被集中起來。
1911年，絕大多數被歸類到某個範疇的人根本不可能用標籤來認識自己，被殖民地政府的分類心智(classifying mind)所想像出來的「認同」，仍有待帝國的穿透來促成他們實體化。而人口調查的虛構性，讓人口統計專家少有容忍多重的、模糊的或變化的認同。一律整數沒有分數。
其次討論地圖。過去的民族疆界總是依照著心靈的疆界而行的；殖民後亞洲城市出現在歐洲地圖上，自從西方帝國主義者將麥卡托投影地圖帶進殖民地後，開始形塑東南亞人的想像，才產生因政治目的而誕生的政治/民族地圖。
其實地圖就是對現實的一個科學之抽象化，只不過代表已客觀存在於「那裡」的某些事物而已。但在上段歷史中此關係被逆轉過來，地圖先於空間事實而存在，地圖為了要代表的事物提供了模型。可見地圖與人口調查的交會是為了政治目的，把人口調查想像出來的系列範疇填滿地圖。殖民者將自身與古代征服行為結合起來合理化。
地圖最後產生兩種化身：歷史地圖與識別標誌地圖（成為反殖民主義的象徵）。這本是帝國主義統治的工具，後來卻成為民族主義者要求獨立的指南──他們依循著地圖所顯示的區域聯合獨立。
最後是博物館，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性。殖民地考古學家發堀古文明遺跡。例如:世界最大佛塔、吳哥窟。此現象發生因兩家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殖民政權衰落，直接附於母國的真正現代殖民地的出現。博物館化的古蹟明了殖民者不相信本地古蹟有真的神聖性。殖民地政府為了追求「東方主義式的時尚」，因此設立考古的相關機構，他們把發現的遺蹟標示在自己的政治地圖中，藉以彰顯殖民地政府的權威，但是這卻也間接引起了民族意識的成長。
總之，經由人口調查、地圖、博物館，說明了晚期殖民政府思考的統治方式，把想控制的事物系統化。殖民者常用大量書籍介紹考古發現，本來是炫耀殖民者的舉動，透過識別標誌透過其空洞性、缺乏脈絡、視覺上易記與無限的複製性，促使民族主義發生的一個重要環節，成為凝聚民族國家的重要圖騰。形塑出日後使「緬甸」與「緬甸人」，「印尼」與「印尼人」成為可能的基礎規則。
資料來源—想像的共同體第十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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